那天是1950年1月初，成都寒意正浓。 西南军区司令部里，一场常规的接待工作正在进行。 贺龙坐镇，准备迎接刚刚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代表。 气氛紧张又克制，毕竟刚投诚，彼此还带着些试探。 就在这时候，站在贺龙身边的一位年轻下属突然来了句：“他长得真像我哥。”说完自己都愣住了，空气一下凝固了几秒。 对面的联络官也听见了，条件反射似的盯过来，眼神闪了一下，然后脱口而出：“马千木？”
那位下属激动得眼圈都红了，几步上前抓住对方的手：“哥，是你？” 这一刻，周围人都还没反应过来，两个曾在战火中各奔东西的兄弟，就这么在司令部里重逢了。 谁也没想到，分别二十多年，竟然会在这样一个场合再见。 这是马识途和马士弘的故事。 一个是共产党地下交通站的老战士，一个是国民党起义将领。 他们的相遇，像个意外，其实是时代的缩影。
展开剩余80%说起来，这家人原本是在重庆石宝寨的一个书香门第。 父亲马玉之当过三任县长，对孩子的教育特别看重。 马士弘是家中三子，马识途是第五个。 小时候，兄弟几个都按家规，五岁习字，六岁进私塾。 但这个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：儿子年满十六就得独自闯荡，不许靠家里。1931年，16岁的马识途考上了北平大学附中，独自坐船北上。 那年，他三哥马士弘已经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了。
本来是个兄弟团聚的机会。 可天不随人愿，”九一八”事变爆发。 日军入侵东北，北平一夜之间陷入战时状态。 马识途刚到北平，就看见伪警当街用警棍打女学生，血流满地。 他吓坏了，跟着一群东北学生蜷在操场角落里偷偷哭。 那时候，他还想着靠读书、搞工业来救国。
可没多久，现实给了他一记重锤。 1933年，他挤着火车去上海，连车厢都挤不进去，只能爬到车顶。 火车转弯时晃得厉害，他藏在襟口的一支钢笔“咕噜噜”滚了出去。 他急着去抓，被人一把摁住：“这是车顶，你不要命啦！”钢笔就这么掉了。 那一刻，他心里的“工业救国梦”也掉了。 他意识到，这个国家连个能安心念书的地方都没有。
于是，他转了方向，投身抗日运动。 而此时的马士弘，早已脱下学生装，穿上军服。1934年，他考入黄埔军校第11期。 毕业后被派往蒋介石直接管辖的“新生活运动”执行机构，还被授予“中正剑”。 在南京工作时，他刚好碰上弟弟被捕的消息，亲自出面把马识途从监狱里捞了出来。 两人一见面，没说几句，又匆匆分别。 一个去了南京继续读书，一个回部队报到。
那是1936年。 谁也没想到，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。 抗战全面爆发后，马士弘转入前线，跟随罗广文部队作战。 他在小溪口指挥突击队炸毁日军油库，火苗引燃江边炮艇，趁乱收复谭家铺。 后来又在常德会战中头部负伤，硬是拒绝撤退，坚持到最后。 马识途这边，早已成为中共鄂西特委交通站的重要成员。
他和妻子刘蕙馨共同执行隐蔽任务，后来刘蕙馨被叛徒出卖，入狱后坚守党的机密，最终牺牲。 她被捕那天其实是有机会逃的。 邻居家被误抓走，敌人还没发现她。 她完全可以趁机转移。 但她没走。 因为家里还有党的文件。
她选了留下。 等文件都烧完，敌人破门而入。 在狱中，她咬牙撑过酷刑。 马士弘得知消息后想办法营救，她却大声劝他：“三哥，你婆婆妈妈地干嘛！快点动手！”最终，刘蕙馨牺牲在敌人的牢房里，年仅二十七岁。 马识途一边继续组织工作，一边拼命找女儿的下落。 他们的孩子，在那年冬天也不见了。
战后，局势再度紧张。 国共开始内战。 马士弘几次想脱下军装，被上级拒绝。 他越来越看不惯蒋介石的做法。 尤其是听说弟弟差点死在特务手里之后，心里更不是滋味。 1949年底，四川战局已定。 罗广文率部起义，马士弘作为联络官，代表起义军前往成都报到。 没想到，走进司令部的那一刻，他看见了那个站在贺龙身旁、穿着我军军装的中年人。 那是他失散已久的五弟。 二十多年，兄弟俩从未联系。 各自走了一条看似完全不同的路，却在这个节点上重逢——不仅是命运的安排，更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写照。 战后，马士弘被安排在新中国的军政系统工作。 马识途则成了著名作家，为国家文化事业出力多年。 他写过一本《我行我素幸识途》，那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，也是在说：庆幸自己没走错路。 晚年，马士弘曾在一次采访中讲起那次重逢。 他说：“那天，我一进门，就觉得他眼熟。 可我不敢认。 是他先开口的。” 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“马千木”。 参考资料： 马识途，《我行我素》，作家出版社，2003年。 马识途口述，谭楷整理，《马识途口述历史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15年。 罗广文，《抗战中的西南战事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91年。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，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（1949-1978）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，201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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